知青返城回忆

知青返城回忆

1978年12月全国第二次知青大会闭幕，确定继续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不动摇。同时，在云南数万知青的强烈要求并且进京情愿，中央代表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凡，带队赴云南深入了解后，如实汇报。1979年1月，从云南开始，数百万知青返城大潮波及全国，不但当年的毕业生不再动员下乡，还要安置大批的返城知青。知青办的工作重点由动员城镇学生上山下乡，转移到安置返城知青上来了。

前几天，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宋彬彬（宋要武）、知青英雄丁惠民先后离世，“知青之父”赵凡、邢燕子、李庆霖等也先后去世，知青这代人也将随着岁月而落幕。本文准备留下一点知青岁月的记忆，记录曾经牵动亿万家庭数千万知青大潮，潮起潮落之一朵小浪花。

1979年，我被抽调到县知青办整理档案，要把我们县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时间跨度20多年、人数上万的知青档案，按统一规定逐人整理好，准备在知青办机构撤并前移交给县委档案馆。

在整理知青填报的表格中，发现上几届同学抄写的短诗：“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看了，不由得心生伤感，即便在我们小地方的县城，也能感觉到：上山下乡十多年了，招工、参军、推荐上学等无希望，吃饭都成问题，许多人已经到结婚成家的年龄了，父母也年纪老了，所以，知青要返城是人心所向。

只是没有想到：政策转向这么快、这么彻底！1978年12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继续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不久，云南知青、东北知青、新疆知青纷纷请愿要求返城。特别是云南知青代表丁惠民等历经千难万险赴京请愿，元旦期间，国家农垦总局派人到天安门接他们到招待所。

丁惠民回忆：在招待所，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接见全体代表。到了王震处，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中央一些部委的同志也在座，看样子他们已经等候一阵了。晚上放映电影《巴顿将军》，放映前，王震很认真地告诉：“今天下午，我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并汇报了我跟你们的谈话，他们同意我的讲话。邓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王震苦口婆心劝说大家为了安定团结，快点返回农场搞好生产，答应增加经费改善食住条件，并且很热心也很认真地说：准备亲自去找邓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云南版纳来，想办法解决大龄知青的婚姻问题。

丁惠民在回云南农场的途中，也按要求向王震发了电报，认了错。国家新闻媒体也转发了丁惠民给王震的电报。丁惠民回到云南，农场的几个女知青高兴地告诉他：“总指挥，我们胜利了！省委同意：愿意走的都可以回去”。丁惠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大家就可以名正言顺返城了，连忙通知大家不要等分批分期了，赶紧办户口回城。

原来，在丁惠民他们赴京请愿时，中央已经派出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的工作组赴云南实地调查，在知青返城这个重大问题上，作为中央派赴云南的调查组组长赵凡临危受命，在圆满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

原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

赵凡面对一千多名绝食达48个多小时、奄奄一息跪下的知青，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打动，知青们哭了，他也哭了。他劝下跪的知青：请 你们起来，祖国建设需要你们，你们的苦我知道。我也有三个孩子在农村插队，我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青的合理要求是可以解决的。这一场景，已成为知青史中最悲壮的一幕，赵凡也因此博得云南知青的敬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刘晓航（也是知青）说：直到1979年1月23日，中央才正式同意云南知青返城。当时正准备进行对越自卫战，军车来往频繁，部队云集，边疆形势非常紧张。知青大批返城，正好赶上部队开始打仗，来了大批的军车，都是返空车。上面有指示，尽量把知青拉走。短短两个月时间，大批军车就把知青全部撤走了。（刘晓航《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主要研究“文革”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史。将全书分为序论和上、中、下三篇。序论部分，扼要叙述了“文革”前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历程，上篇《大潮涌起》、中篇《再起高潮》，下篇《大潮跌落》，惊心动魄的知青“返城风”是阐述的重点。）

丁惠民、刘晓航

国家顺应民心，停止了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对还在农村的知青放开口子。各地政府和知青办等部门采取病退、困退、顶替、招工、全民工、大集体工、小集体工、个体户等等各种方式给予安置，大批大批的知青浩浩荡荡返城回家，知青办成了安置办。

文革前的安置办介乎于劳动局与民政局之间，主要动员没有升学的应届毕业生和城镇社会青年到山区的农场安置，宁都县在最北面的山区建了二个农场：曙光农场、燎原农场。1968年大下放时，成立“五七大军”办公室，县为团部，公社为连部，统一管理下放干部和下放知青；后来从上到下改为“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乡办”，各人的感受不同，有人称为“香办”，有人说是“臭办”；1973年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看到信件落泪并亲笔回信。

中央成立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知青办”，是专门负责管理知青工作的机构，规格很高，中央领导华国锋、李先念、陈永贵等都曾经担任组长，知青典型邢燕子、董加耕也是领导小组成员。1964年12月毛主席还特意请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参加生日宴，并坐在主席左右。

10年后，1984年我们县的知青办归并到劳动局；后来，劳动局与人事局合并，简称人事劳动局；不久，又改名劳动人事局；1990年后，按市场经济的叫法，干部职工统称为人力资源，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劳动人事局又改名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简称“人社局”，下面又设二级局：劳动就业局、社保局、医保局。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许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全员买断工龄转变身份，数千万下岗职工走向社会自谋职业，数据显示：仅1998年国企就清退了1200万员工，之后两年累计下岗人数超过2500万人。

知青返城那段时期，目睹了不少上访的知青，有不少印象深刻的故事。

瘦高个老彭与小个子老李，都是三十左右的老知青，为了争取招工指标，带了被席铺盖，闯进县委书记办公室，书记上班，他们也上班，书记下班，他们打开铺盖在书记办公室值“晚班”。几天不洗澡，身上、铺盖都做汗臊味。书记没办法，写条，叫知青办“酌情解决”。他们带上批条，抱着铺盖，转移阵地来政府大楼知青办公室。知青办主任是女同志，土改干部，做过县妇联主任，是县委常委。也算他们二人聪明，他们把批条递给主任后，抱铺盖到对面的秘书办公室，老办法，白天坐在长条凳子和大家聊天，晚上值“晚班”。坚持一段时间后，终于给安排到南边临近瑞金县的一个山区竹木检查站，他们不是当地人，没有亲朋关系，工作认真不讲情面，受到林业部门表扬。

大个子老王与小个子小郭。大个子老王是残疾人，需要拄双拐行走，1968年下放在宁都西北山区蔡江公社，1980年病退回城。老王双目炯炯有神，别看他腿脚残疾，但双手特别有劲，如果背靠墙壁或者大树，双手挥舞双拐，3、5个大汉不能近身。小郭负责贴身帮助他拿双拐，也闯过县委书记办公室，但进不了书记办公室了，只能通过秘书拿到书记手令，天天来知青办上班。一来二去，同大家混熟了。知青办每周会发几次电影票，有时开会包场，有富余的电影票，我们也会给老王和小郭。老王对市场反应灵敏，拿到电影票，舍不得看，在电影院门口转手加价卖出。社会上流传：那时候财政没钱，找邓副主席，小平叫他们找文化部，把文革封存的大量影片解封，不要投入制作成本，可以收获大笔票房收入，同时又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新、老影片内容丰富，老少皆宜，戏剧片“杨门女将”“红楼梦”“天仙配”…、老影片“英雄虎胆”渡江侦察记”“兵临城下”…、港台片“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快餐车”“赌圣”“赌侠”…、新影片“庐山恋”“小花”“高山下的花环”“少林寺”“一个美国飞行员”等等，还有朝鲜、印度、南斯拉夫等外国影片，一个比一个好看。加上农村分田到户后，时间自己支配又有活钱，县城四周的年轻人白天也骑自行车涌向城里看电影，从上午到晚上，一天放8场，基本爆满。电影院成了人来人往最热闹的地方，售票员成了明星。

老王和小郭倒卖电影票尝到甜头，不再来知青办上访了。老王与电影院卖票窗口的售票员拉上了关系，票源有了保障，小郭到十字街热闹的地方唱票。老王看到人们买到电影票后，往往到副食品商店买瓜子、香烟，再进电影院看电影，边看电影边嗑瓜子是流行时尚。触发了老王的市场经济灵感。老王和小郭在电影院门口靠墙角摆起了烟摊，兼带卖瓜子糖果，“香烟洋火桂花糖”，支起太阳伞。刚好我们成立了知青农工商联合公司，经营范围广，副食品、百货等都可以经营，给他们批发价，并且帮助老王和小郭办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知青证明、残疾人证，按自谋职业规定，发给他们每人300元生产扶助资金。不几年，他们就成家立业，还在宅基地上盖房。

上文说到，1979年我被抽调到县知青办整理档案。当时大家还意识不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知青大回城、大招工、高考毕业参加工作等，这知青档案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在知青工龄认定、知青农转非、知青小孩随同父母农转非，并且回城落户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证据作用。

首先说说知青工龄的认定。劳动人事部（1985）23号文关于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的起算时间，可以由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含县团级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的下乡日期审定。

我们在前几年按规范整理的知青档案起到了二个作用：1、知青身份认定；2、插队起止时间，即计算连续工龄时间。知青由本单位人事部门或者知青本人持介绍信，到档案局，由档案局工作人员查知青卷宗，马上开出证明：“根据县知青办移交的知青卷宗第xx册xx页，xxx从xx年xx月从xx下放到我县xx公社xx大队”，非常快，也不用缴费。凭该证明到劳动人事局相关股室开出知青证明，存入本人档案。以后转正、定级，每次加工资，到退休定工资，每年增加养老金，计算连续工龄或者视同连续工龄等事项，都不要再开证明了。

许多干部很有意见，发牢骚说：这些下放青年，十几岁到农村又不会种地，现在反倒享受参军当兵的军龄待遇，农龄变成了工龄。也有胆大的，通过关键人物，虽然没有下过乡，但也拿到知青证明，骗到工龄。

由国家层面给知青在插队期间计算工龄，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并且范围扩大到“文革”开始前，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在工龄计算上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处理。时间跨度延伸到文革前由安置办动员的历届中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这些人大多家庭出身不好，一直受歧视，农龄变工龄，他们工龄最长，受益最大。幸亏我们在整理知青档案时，已经把这批人的档案归并到知青档案一起整理，并统一移交给档案局，所以这批人的工龄认定很顺利。

据有关文章披露：1982年10月，湖南女知青萧芸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当时萧芸在上班的工厂（某出版社的下属印刷厂）将申请书给知青签名时，一开始有几十个人签名，但后来不少人有顾虑，又找萧芸要求撤回自己的签名。萧芸干脆以个人上书，直接写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信件装入印有湖南某出版社的信封，通过当地单位文件信函交换收发室寄出。

没有想到，此信惊动了中央领导，并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国家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中办的回信寄到萧芸上班的工厂，工厂还以为萧芸惹了麻烦。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和补偿。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退休等方面，都享有连续工龄带来的种种好处。萧芸也被称为“知青女侠”。

此外，关于知青子女农转非的事情也十分复杂。

知青通过各种渠道回城后，因为下放时间长，很多在农村已经结婚成家生了小孩，知青本人在城里工作落户转商品粮，但小孩还是农村户口吃农业粮，给参加工作后的知青家庭带来很大麻烦，国家对农转非、商品粮控制非常严格，每年只有很少的指标，掌握在实权人手里。幸亏当时，国务院知青办及各级知青办机构还在，我们能看到国务院知青办定期不定期发行的工作简报，简报反映了各地知青的强烈呼声。

不久，国务院知青办牵头公安、粮食等部门专门就知青子女农转非、商品粮下发了文件，明确知青的子女可以随同落户转商品粮。这下，干部们的抵触情绪更大了，只有少数地方按文件执行，大多数地方曲解文件精神，另行规定只有女知青的子女才能落户转商品粮，男知青的子女不可以。这样，把大多数的知青子女拦在文件范围外。造成如影片“孽债”那种悲剧。

我们也及时向上面反映这个故意歧视男知青、曲解文件精神的不合理规定。国务院知青办纷纷收到各地知青的来信来电和上访。后来，上面专门下发了文件解释通知：不论男知青子女、女知青子女，只要是知青子女，都应该随同落户转商品粮。文件解释得如此明白，但是县官不如现管，公安局同意男知青子女落户转商品粮，但只能在农村就地转，又给我们男知青家庭添了麻烦。比如：我们单位有的知青，二个小孩只能在离家40多里的公社圩镇落户，商品粮在公社粮管所买，小孩不能在县城上幼儿园，一家人三本户口：知青本人县城户口，子女圩镇户口，户主是三岁小孩，妻子农村户口。当然，小孩迁户口的难度比农转非小，只要公安局户政科或者城关镇派出所同意，就可以迁，没有指标限制。所以，不得不找关系走后门把小孩的户口从圩镇迁到县城。